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網紅直播帶貨糾紛責任如何定?

今年,直播帶貨究竟有多火?據智研咨詢發布的《2020-2026年中國直播電商行業市場行情動態及戰略咨詢研究報告》預測,今年行業總規模有望達到9610億元,比去年的4338億元翻一番。除李佳琦、薇雅兩大頭部主播以外,小米創始人雷軍、格力掌舵者董明珠等知名企業家都紛紛試水。此外,在直播的風口下,各地積極制定相關政策進行引導。而新興的商業模式在帶來熱度與流量的同時,刷單、貨不對板、假冒偽劣、虛假宣傳等新問題也隨之出現。

“在傳統電商糾紛中,基本的訴訟當事人架構為原告為買家,被告為賣家、電商平臺。一般情況下,由于電商平臺大多在事前已對交易雙方作告知,要求用戶承諾不得發布及銷售侵犯他人權利的商品,或是對侵權行為不知情,或是事后已經妥善履行必要措施的義務等,法院大多判定直接侵權責任成立,但少有判處交易平臺承擔連帶責任。”在日前舉辦的電商新業態及合規論壇上,華東政法大學特聘副研究員周翔介紹說,與傳統電商糾紛不同的是,新型直播電商糾紛新增了網紅/主播、經紀公司、直播平臺等主體,商業模式呈現多樣化特點。從相關糾紛來看,主要衍生出12種新型直播電商糾紛模式,包括賣家同時是網紅,在電商平臺上直播銷售;主播依據服務合同在電商平臺為賣家做免費廣告;在經紀公司的介紹下,主播在電商平臺為賣家做廣告,同時銷售等。

據悉,中國消費者協會發布的《618消費維權輿情分析報告》顯示,監測期內共收集吐槽信息11.2384萬條,包括在直播帶貨過程中涉嫌存在夸大宣傳產品功效或使用極限詞,產品貨不對板,兜售“三無”產品、假冒偽劣商品。

為了進一步規范直播市場,國家市場監管總局7月29日發布《關于加強網絡直播營銷活動監管的指導意見》公開征求意見。對于網絡主播的法律責任,《征求意見稿》提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在網絡直播營銷活動中為商品經營者提供直播服務,直播內容構成商業廣告的,應根據其具體行為,按照《廣告法》規定履行廣告發布者、廣告經營者或廣告代言人的責任和義務。

而通過主播的直播間購買的商品存在問題,該來承擔責任呢?

周翔認為,是否需要承擔責任,還需要厘清幾個法律關系:一是網紅與賣家的法律關系如何認定,是作為廣告明星受《廣告法》第56條規制,還是作為雇傭者或友情幫助。一般認為,若主播賣的是自家產品,則是商品經營者,若產品存在問題,主播依法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但如果主播是為別的商家帶貨,則屬于廣告范疇。比如,原告在被告經營的天貓店鋪直播間購買“天然和田玉吊墜籽料原石”1件,案涉商品直播時經特別說明為和田玉籽料且假一賠十,但經鑒定機構檢測,案涉商品并非和田玉籽料。法院認為,直播中存在以次充好的虛假描述,電商經營者應當按照約定假一賠十。由于消費者一般不是直接向主播購買商品,而是點擊直播平臺上的鏈接跳轉至電商經營者網頁完成購物,此時締結網絡購物合同的雙方是電商經營者和消費者。雖然主播在網絡購物合同關系中不承擔違約責任,但在直播帶貨中從事廣告行為,如果發布虛假廣告,欺騙、誤導消費者,應根據《廣告法》第56條追責。

二是網紅與直播平臺的法律關系屬于普通注冊后的使用者還是被雇傭者。綜合相關判決來看,由于網絡主播行業競爭的特殊性,網絡平臺出于管理角度對主播權利義務進行限制性規定符合行業慣例。從雙方簽訂的協議來看,若合同明確約定雙方之間不產生勞動、雇傭關系,或者實際履行中,無明顯的勞動關系人格從屬性和經濟從屬性特征,則不屬于雇傭者;但若協議規定,主播受公司管理,公司每月為其發放報酬,且主播工作系公司的業務組成部分,或者協議內容帶有明顯的雇傭合同屬性,具有試用期、保密條款、競業禁止條款等,則屬于雇傭者。

三是網紅與經紀公司的法律關系屬于勞動雇傭還是居間介紹。根據此前相關判決,法院認為,個人提供勞動服務給用人單位,用人單位支付報酬的協議,具有商事交易的性質,本質上屬于服務合同范疇,不同于勞動合同。

四是電商平臺與直播平臺的法律關系如何認定?,F在,直播平臺與電商平臺功能趨同化,直播平臺承擔電商平臺功能,則可被認定為電商平臺;若只是導流、提供交易機會則被認定為直播平臺。

此外,經紀公司與賣家的法律關系如何認定。實踐中,根據情況確定屬于分銷買賣、廣告服務或居間介紹。

“一般來看,通過切割法律關系,多數案件仍能在現有法律體系框架內解決。”周翔稱。當然,對相應監管空白,也需要及時通過法律法規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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